上述观点实际上指明了法的概念与效力可能存在的两种关系：要么法的概念与效力是完全分离的，要么是完全重合的。

[16] 第三，促进国家法的实施。次日，闹者的母亲拿现金100元到被害人家求情，后来请宗教人士和原部落头人的后裔出面调停，并赔偿命价6000元，被害人亲属方才罢休。

[23]作为副产品，这些原则的运用就对作为遴选对象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规则产生了客观的评价效用。[7] 一般说来，属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要由国家法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整，如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同羌族习惯法进行有机整合之后，该法庭案件调解结案率从以前的64%上升至80%，当庭执行率达到80%，所有案件实现零上诉、零申诉和零上访。[27] 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代表成果如苏永生：论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族习惯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17]此外，《合同法》第22、26、60、61、92、125、136、293、368条中提及的交易习惯，倘属于少数民族交易习惯法的范畴，则也有可能构成此种间接承认的类型。

其三，专门性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反观我国，具体执法过程中对习惯法的承认几乎全部以偶发个案为实践载体，再加上规范表述的粗疏以及政策立场的暧昧，最终导致既不能形成个案发生之前的指导或预防机制，也难以通过个案处理经验的推广而获得更大范围内的规模效益和示范效应。其实这一问题是发展的，在过去看来，"常回家看看"是个道德问题，但到今天其已演变为一个法律问题，也可称为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

老人是具有获得子女精神慰藉的道德权利的，法律则将其固化为法律权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判决书美轮美奂，所阐释的智慧精妙绝伦，其中充斥着各种说理，反映出专业的甚至圆滑的处理社会纠纷的性情。正是独立性决定了司法系统独立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其政治地位。从法学角度视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而其中所关涉的一个深层命题，即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诸如政治、法律的概念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无法简单地对政治之类的文明产物进行善恶的判断，对这些原理性的概念仍需梳理。学者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在研究过程中保持活力。

第六，时至今日，法学界对于一些大话、空话已渐感乏味，转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二，需关注案件的审理如何受政治的影响。所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且是必要的。"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既是法理学悠久的经典的命题，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更是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话题。

目前，学界有一股病态的作风，部分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百分百转变为政策或被当局所援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司法对民意的非理性屈从会导致司法扭曲、越走越远。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所揭露的总统的各种龌龊行为，并不代表对政治的否定。所以，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既要注重学理层面的梳理，更要注重实践层面的观察，学理研究是基础，实践研究是目的，二者不可或缺。

之所以会有今日"二化"的局面，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部分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会被有关单位或领导关照"要讲政治"，所谓政治亦即对权力的影射我认为应当更多地关注大法官们的司法判决，研究这些司法判决对美国社会、美国政治、美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研究判决书及附随的大法官意见书中所表达的人类智慧。

以权力概念为例，权力是善还是恶，"权力乃万恶之源"的命题能否成立，这些都无法判断。所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且是必要的。

第六，时至今日，法学界对于一些大话、空话已渐感乏味，转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之所以会有今日"二化"的局面，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部分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会被有关单位或领导关照"要讲政治"，所谓政治亦即对权力的影射。第四，解读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从法律与政治的方面来看，有两个层面需要注意。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既涉及理论观念层面，更涉及具体模式问题，需要进入到民主的具体模式中进行研究。老人是具有获得子女精神慰藉的道德权利的，法律则将其固化为法律权利。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去年讨论热烈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亦即所谓"常回家看看"的立法，有反对者有赞成者。美国司法既是美国政治的重要部分，也保持自身相对于行政、议会的独立性。

从法学角度视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而其中所关涉的一个深层命题，即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二，需关注案件的审理如何受政治的影响。

目前，学界有一股病态的作风，部分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百分百转变为政策或被当局所援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第一，之所以说"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话题，是基于我国社会的两大积弊：其一，泛政治化。

其实，理论与实际存在反差、存在不吻合，才是常态，而完全符合理论的实践是不存在的，是非常态，这是因为理论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带有人的主观色彩，这种无论是群体亦或个体的主观性要通行全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我们需要清晰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不被功利所蒙蔽，方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判决书美轮美奂，所阐释的智慧精妙绝伦，其中充斥着各种说理，反映出专业的甚至圆滑的处理社会纠纷的性情。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书确立了很多政治及法律原则，美国司法在美国历史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司法对民意的非理性屈从会导致司法扭曲、越走越远。第二，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仍需从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其一，法官与法治是需要分开看的。这两大积弊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例如我们每天都关注的新闻，其中诸如扶老人、捐款等问题最终都会被归为道德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法律问题。

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关于民主的一般命题有很多，学界对于知识的积累已有一定规模，如今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将概念和命题转化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研究，而并非再空谈概念。由理论变为政策、由意见进入立法程序，需要反复地论证与讨论。

在中国该现象尤为严重，案件的审判尤其受舆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从实践去观察，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研究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需要从法治的各个环节去思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讨论政治与法律规范的关系，更要研究政治与法律运作的各个环节过程的关系。第三，原理性的问题和答案与现实的状况、实际的表现存在巨大的反差、不完全吻合，往往让人措手不及、倍感焦虑。只有进入模式，才会出现许多实践中的问题，学者才可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研究，或许这也是我们当前所最需要的。

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所揭露的总统的各种龌龊行为，并不代表对政治的否定。本文想对此谈以下几点认识，就教于方家。

司法不可人格化，否则一旦个人背后的龌龊被揭露出来，很可能导致整个司法和法治的崩溃。所以，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既要注重学理层面的梳理，更要注重实践层面的观察，学理研究是基础，实践研究是目的，二者不可或缺。

作为学者，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努力研究好理论，至于成果是否被接纳，这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性极强的思辨过程和实践过程。同样对法官的解构，并不影响对法治的信仰，任何个人都无法代表法治，即使大法官也不可以。